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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彭世柽:回眸福州对外开放初期的十年
2019-09-1916:06:19来源:“福州史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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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新路线;使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伟大的历史大转折;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1979年3月中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设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7月下达50号文件,允许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对于长期处于对敌斗争最前沿、十分闭塞、经济落后的福建省来说,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喜讯。

  当时,我恰好在市财贸办公室工作任副主任,有幸成为首批参加本市对外开放事业中的一员,后任市进出口办副主任兼市华福公司副经理,1983年4月开始担任副市长,也是主管对外开放事务,共计10年时间,直接参与了本市对外开放前沿方方面面的工作。如今我离开工作岗位已经20余年了,认为有责任将对外开放的初始十年,福州市门户是怎样对外打开的;遇到了那些问题,这条路又是怎么迈出的,谈谈我个人的亲历和见闻,作为史料的一些补充和参考。

(一)

  中央50号文件下达起初,大家对怎样“改革”?怎样“开放”?什么是“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心中根本无数。人们只能从文件字面上了解到,要充分运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要大力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要加强进出口贸易等一些大原则。具体怎么做?要靠我们本着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精神,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通过实践,闯出一条路来。

赴粤参观考察组建对外窗口

  市委对对外开放工作十分重视,一开始,把目光放在市财办和统战部两个部门。因为统战部平时有接待华侨等“四种人”的任务;而财办下属有个外贸局,所谓做进出口工作的。先让这两个单位领导出去参观学习、开阔眼界;接着成立机构、制订政策;采取措施,广交朋友,招商引资。

  首先,组织到广东参观学习。1979年春,广州召开全国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市里设法拿到几张参观卷,由市革委会副主任苏里带队,一起去的有财办尹光武主任和我,还有统战部部长宁家魁同志。到了广州由黄茂煊先生安排整个行程。黄原是市财贸系统干部,派到香港中资金城银行任职,特地回广州接待我们。安排大家住在广州华侨宾馆。在穗期间,除参观广交会之外,同时参观了霍英东先生新建的白天鹅宾馆和丽晶大酒店;我们也和黄的个别港商朋友会面,进行了初步的接触。

  总的印象,广交会上出口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高级宾馆装饰设施之豪华,是从来所未见到过的。广州参观结束后,我们又去了佛山、中山和珠海市;还通过边防部门弄到一艘小快艇,沿着澳门海域游了一圈。也算是初步打开了眼界。我们在佛山市和回程路过汕头市时,还与当地的有关领导进行了交流,听取他们介绍对外开放的做法。发现广东省在对外开放方面,从某种角度说时间已久,并有相当的基础。

  一是广州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开全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时候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商;

  二是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毗邻,一直是港澳副食品供应基地,对外贸易本来就有基础;

  三是港澳居民多数原藉广东,说的就是广东话;这些都是广东的十分有利条件。而福建省恰好相反,地处台、澎、金、马对敌斗争最前线,阶级斗争这根弦一直绷得非常紧。

  过去有海外(包括港、澳、台)社会关系,都要作为重要问题向组织交待,接受审查。在入党和干部使用、升学、求职等方面,都会受到牵连和影响。加以大陆长期存在 “左”的政策,历次政治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不免会伤及海外侨胞及其家人的感情和权益。这些都是影响对外开放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所以,我们要进行对外开放,绝不会轻而易举,而必须经过不懈努力,铲平许多障碍,越过许多沟坎才能实现的。

  其次,就是筹建对外开放机构,组织领导班子。市委在1979年6月决定设立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1980年3月正式改名为市人民政府进出口办公室。一开始,尹光武同志任主任,我和市经委王绍清同志任副主任,统战部邹良耿同志兼副主任。6月又调冯世运同志任第一副主任。1979年的9月,参照省的做法,设立福建省投资企业公司福州分公司(简称市华福公司),与进出口办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尹光武同志当经理,冯是第一副经理,副经理有我和王、邹三人。为了有利于开展业务,后又增加侨联主席林珠光和工商联副主委王国桢为副经理。实际上邹、林、王三位均属名誉性质,并未参与公司的实际工作。

  当时为什么不称总经理?是因为文革前工厂、公司领导人都叫厂长、经理。后来才知道在海外,公司的负责人称总经理,而部门主管才叫经理。1983年我到市政府以后,这职位才改过来称总经理。其实,市华福公司纯属市管;在经济上单独核算,自负盈亏,与省毫无隶属关系。到了若干年后,省华福为了成立金融机构,做大账面资产,也把市华福公司的资产并入省公司计算;并让我当了几年省华福公司的董事。进出口办(市华福公司)下设办公室和业务、财计、贸易三个部,人员绝大部分从财贸、工交战线抽调。这些同志大多数都当过基层厂长、书记或机关科以上的骨干。像余寿康同志,文革前就是市工商局副局长;可谓精兵强将。公司开创阶段,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借用了南门兜市建设银行第3层的6间房子,向财政局借了1万元人民币做开办费,向省计委借了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在以后从分配给市外汇额度中抵扣)。虽然条件艰苦,就靠这些仅有的家当,凭着大家对改革开放的高度热情和一股干劲,终于经过几年的努力,创造出较大的业绩。

从三个方面着力打开局面

  最初,开放局面是如何打开呢?一叫做“争权利”,二叫做“交朋友”,三叫做“搞好上下左右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前,福州市虽然有个外贸局,实际上没有进出口权。福州市的出口产品,都是由省属几个外贸进出口公司直接收购出口。部分零星、不起眼的土产品,才由市外贸局收购后交给省有关公司出口。所以,市外贸机构只是起了一个收购站的作用。至于外汇有两块,一块是出口创汇,另一块是侨汇,都是由省掌控。

  市里只限于要进口个别大型医疗设备时,才向省申请拨给所需的额度;其它则无权过问。为了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就必须要有市本身的进出口权和创汇分成权。所以,进出口办成立之后,我们在省召开的会议上,屡次向省提出争这个“权”。省府及外贸部门某些领导同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大河有水小河满”。我们针对性地提出口号叫“小河无水大河干”。什么事都应该贯彻“统筹兼顾”的原则,才能有利于发展。经过几番努力,终于争得省里下放了一些权;但也仅限于“鸡毛蒜皮”。据我的记忆,1980年开始市外贸自营出口的品种只有:金鱼、鸡毛串、骨胶、鳗鱼苗、漆筷、搪瓷制品等8个;仍然没有进口报关、对外开证权。经过数年之后,才逐步有所扩大。

  要扩大对外贸易、招商引资,首先要有客源。但过去与海外侨胞来往甚少。更不用国外商人了。当时福州市除市区外,只管辖有闽侯县。本市蓋山在海外有个很有名望的企业家郭鹤年,但从来没有回过家乡。加上当时的环境,海外侨胞对国内的开放政策仍存在许多疑虑。他们爱家乡,但只愿意捐些款,帮老家建祠、修庙、修路、办学,而不想回来办企业。理由是不能赚家乡人的钱。其实也是担心,万一政策有变,他们的投资将打水漂。我们认为,要结交朋友、寻找客源,仅靠福州市本身力量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省各方面的力量。实际上,海外一些侨胞或国外朋友来福建与省有关部门洽谈合作项目,也得具体落实到某个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必须十分注意搞好与省各有关单位的关系,关键就是要多跑腿,常联系,从生疏到熟识。做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实际上,当时有不少项目和客商就是由省外进出口办、省华福公司、省侨办、省侨联以及省的一些外贸进出口公司牵线搭桥的。也有的项目是市里先与客商接触,感到自己实力不够,我们也主动找省属单位参加一起商谈。

谁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通过各种渠道的努力,逐步引来一批朋友前来洽谈投资合作和贸易事宜。谁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呢?归纳起来就是:解放后曾经在国内生活过,念过书,或在基层单位工作,当过某些职务的年纪稍轻者。他们对党和政府多少有过接触,在国内有一定的人脉关系,顾虑比起老一辈人会少一些;并且绝大部分人是来自香港,他们对广东对外开放情况多少有一定了解。但一开始,他们所带来洽谈的项目投资额不大,也多是服务性,作为试探性质的。当然,在那个时期,我们也只好来者不拒,力求有所突破。据我的回忆,有这么可数的几位:

  周清先生,福清人,在福九中上过学;其父是印度尼西亚爱国侨领,从事侨汇业;本人出国后在香港经营一家保洁公司。他与另一个搭挡王小姐一起,来福州拟办一家彩色摄影中心。先是由市统战部牵的线,他俩本想在西湖公园找个地方办,因为条件谈不拢,又找到进出口办来。我们以八一七北路,照相行业中规模最大的艺光照相馆与之合作。对方提供设备及原材料,我方提供店屋和服务人员并负责经营;利润按比例分成,合作期10年。当时也没有现成的范例,合同是由我起草并与他签的。这项目可以算是福州市最早一家的中、港合作企业。以往福州还没有彩色照相,是在黑白相纸上面,用人工涂上颜色;色彩灰暗,很不鲜艳。所以,当第一家彩色照相馆出现在街头时,几乎引起不小轰动。由于受到群众欢迎,营业额提高,双方也都获得了利润;听说对方后来还要求延长合作期限。

  严海先生,福州人,原省体工队运动员,在香港经营一家贸易公司。他是先跟省华福公司做生意,接着由省介绍给市。最早与市公安局交警部门合作,举办了一个汽车驾驶员培训班,并且成为市华福进口电器的客商,然后又与省华福、市旅游局合作经营一条福州直达深圳的客运线路。

  张朋口先生,福州人,曾在福建机器厂工作,缅甸归侨,其岳父严孔昌是市致公党负责人,本人在香港经营广告业务。经市华福公司牵线,与市建设局所属市广告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境外厂商的室外广告业务。同时引来了日本西铁城、精工两家名牌钟表公司的香港总代理,与福州亨得利钟表店、东街口百货商店,合作经营该品牌的钟表维修服务站业务。国外商品经营厂商在各地设维修服务站,把它作为创品牌的公关广告行为,这种观念对于我们来说,觉得非常新鲜。

  吴孝捷先生,福清人,曾在福清侨中念书。毕业后出国,在新加坡经营保龄球馆业务。由黄茂煊先生介绍洽谈进口自动补胎液未获成功,转而与市华福公司合作,签订了算是本市第一家中外合作的房地产投资协议。择址在仓山区泛船浦,找了一块原先堆垃圾的杂地,共计建了四栋住宅楼。因采用的是套机关宿舍图纸,对方认为不适合在境外销售。经双方商定,各按投资比例分得相应面积的房屋,对方由其自行处置,其余由华福公司在市内销售。

  刘文善先生,住鼓楼区并当过基层干部,去美国之后在纽约经营餐饮业,当时任美东福建同乡会会长。他回福州本是想组织一些商品出口,经几次洽谈,对产品款式、质量都无法满足出口要求,后来转到投资房地产开发,在王庄建华美大厦,是本市第一个侨资独资房地产项目。他原先是打算将房产卖给在美国的一些原籍福州的老年人;认为他们退休后可以叶落归根,一边领取美国的养老金,一边可以享受原先习惯的家乡生活环境。实际上这个想法行不通,最后这栋大楼的买家只能面向本地市场。当然,还有李谨铭先生,林本坤先生等都有类似情况,我就不一一列举。

  为什么早期洽谈容易成功的,多是服务性小项目而不是生产性行业?我想这与当时的政策背景、国内企业的生产技术、企业管理水平低都有关系。像刘文善先生曾提出组织鸡毛拂出口到美国,周清先生提出要组织市毛巾厂生产毛巾出口,看来都是些很低端的产品;而当时我们的厂家提供的样品,就是达不到对方出口的要求。再说,有一位港商希望把自己工厂生产的一些零部件,拿到福州进行电镀加工。我们电镀厂在与他商谈合同草案过程中,提出一个指标叫“丢失率”作为条件。也就是说,对方交来原件,加工后不能如数交给人家;要允许在多少范围内会丢失。不得不使合作对方惊叹而退避三舍。

  他们说,在世界加工贸易中有“合格率”这名词,而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一个“丢失率”。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企业管理混乱的恶果。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除此之外,还有在体制、政策层面和思想观念上的原因。比如,当初政策规定,所有外资企业不能搞商业,产品一律要外销,不肯用市场换技术。而投资者看中的是中国市场,希望产品能内销,这就是个大矛盾。再者,国内许多人在思想上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年代。比如,市华福公司曾经与一位港商洽谈合资办一个箱包厂,条件都谈妥了,把协议上报到省轻工厅批准,被该厅的一个处的经办干部把它挡住了。理由是福州市已经有了一个国营箱包厂,就不必要再搞另外的箱包厂了。人们的视野就是如此之狭窄,抱住陈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不放。就国内市场来说,只要求保障本地的供给和进行一些余缺调剂,根本没有市场竞争、扩大、占领市场份额的观念,更不用说没有“全球化”的理念了。

大项目有接触但难获成功

  海外也有来洽谈大项目的,但多有外国背景。首家是日本日立公司与省华福、省电子设备厂三家合资的福日电视机公司。这个公司国内合作方虽是省属单位,因地处福州市,我们也出力为之提供各种服务。它的特点是人员重新组建,由中、日双方共同参加,按日本模式管理。其产品福日牌电视机,相当一段时间在国内市场非常抢手。随后日立公司继续在福州又投资建了高频头厂和电动工具厂等,这是后话。

  其次是1979年底由香港新华分社介绍香港妙丽集团刘天就先生来福州,洽谈开发琅岐岛项目。开始是省华福接谈,因琅岐岛属福州市管辖,所以就成为省、市共同的项目。我自始至终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的研究与洽谈。刘天就先生是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拥有英、加两国国籍;据自己说祖籍是福州建新刘宅人。该集团主要从事女鞋和女式皮包加工生产和销售,出口到欧、美各地,规模相当大。他也是深圳成立特区后,最早进入特区投资的香港商人之一;在深圳有一个工业园区和竹园宾馆。

  他提出的琅岐岛开发方案是:全岛如何建设、发展,从规划设计、投资开发到经营管理,全部由投资方负责;中方负责行政、治安管理和税收。在政策层面上,这是个大胆设想。省里觉得这种模式比深圳特区开放跨度还要大,既没有拒绝,而是抱着非常慎重的态度来对待。由刘先生出资在省华侨宾馆租了房间,省华福派了专门干部予以配合。 

  对方也曾委托国外规划设计机构,对琅岐岛54平方公里陆域的功能及交通道路等着手进行规划。经过各方面接触和了解,开发资金需要量大,他们必须以整个项目来向外融资。另外真正要发展成工业区,淡水和电力供应都得从岛外引进来,加上琅歧岛东面多滩涂地,建深水码头要延伸到深海,都需要花大量的投资。这项目拖延了近两年,双方终于觉得时期尚不成熟,难度太大而终止。不久,妙丽集团也因投资战线过长,资金链中断而宣告破产。

  再一个,1981年由省华福介绍的日本商人米仓宫,他想在福州合资建一所四星级宾馆。那时候,福州只有华侨宾馆和外贸中心酒店两家可以接待外宾;而且都已经非常陈旧。按照形势发展,市里也有这个需要。刚好市华侨特供公司在五四路有一块已征未建地,即现省人大所在地;所以,由市华福公司派我与陈文彬、肖升煌三位与之谈判。省华福公司在背后指导支持。

  米仓宫和他的妹妹米仓美佐保两人都会说中国话,在中国上过学校。据说伪满时期他们的父辈曾在东北生活过,可能是日本开垦团之类。他自己承认是小商人,搞这个项目准备采取会员制办法,依靠会员集资来建设。建成后,会员来住宿给予优惠。对方态度也还是积极的,请了日本工程设计人员对酒店提出设计方案;要求施工图纸委托国内设计单位负责具体细化。据说日本施工图都是由施工单位负责。所以,我们也找了市建筑设计院进行配合,并且谈了收费支付条件。双方的合同文本草案本已拟就,原可以举行签字仪式。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提出要求,对方必须先汇进一笔基本金到指定账户,然后再签字。我们担心他们采取会员制,如果招募资金不到位,将会导致项目中途无法继续进行。并且万一发生“空手套白狼”拐骗行为,也将影响到我方的声誉。

  坚持在起步资金未到位之前,不能签合同。这项目拖了一年多,对方无法履行这个要求,并且在宾馆还欠了房租,只好告退。我以为这个酒店合作项目当时虽未谈成功,但由于我们的持慎重态度,所以避免了一次受骗上当,日后陷入被动的局面。上面举的几个例子都是我本人亲自参加过谈判和运作的,所以印象比较深刻,还有其他项目我参与的程度少,所以就不再详述。 从1979年到1983年一共五年,福州市批准签订的中外合资、合作合同只有19项,外商投资金额947万美元(引自福州外事志)。从数字看少得可怜,但这里还是凝聚着市华福公司以及其他单位许多同志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组织基层两次出境献艺办展

  从“走出去”角度看,在此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有两次:一次是市政府代表团赴日本与长崎市缔结友城活动;一次是由尹光武同志带队到香港考察访问,待后专题详述。在此之前,已经有组织过两场小型活动。一场是由周清先生牵线,安排福州厨师代表团到香港表演“闽菜”厨艺。原先意图是通过表演盈得声誉,然后把闽菜打到境外去。代表团由财办林华俊主任带队,本市著名厨师强木根、强曲曲等一共去了八、九位。表演地点是香港名流胡应湘的九龙海洋大酒店。赴港厨师烹调的闽菜风味与高超手艺,获得了各方面的赞扬。但当地行家认为,闽菜长于刀工,精雕细刻,在烹饪方式上宜小锅小灶。一个厨师只能应付少量客人,这有异于香港大酒楼大场面多的习惯,从经济上讲划不来,很难推广。

  第二场是运金鱼到香港展销。这项目是新华社香港分社所属贸易公司张效影小姐等提出的建议。她们到西湖公园参观,发现福州的金鱼非常漂亮,而香港金鱼市场很大,认为完全可以试探出口到香港。我们听了之后,立即响应,组织市外贸局干部郑宪凯和西湖公园职工汪依钢两人,筹备一批各种花色的金鱼,在该贸易公司的帮助下,赴港进行展销。果然一举把名声打出了境外。目前福州出口的金鱼在香港市场已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这说明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有如今的巨大变化。

市长率团出访日本长崎缔结友城

  长崎是日本的一个海港城市,二战遭原子弹轰炸,受破坏惨重。长崎的华侨大多是福清高山镇人,他们十分希望长崎与福州结成友好城市。恰好当时长崎市市长本岛等积极推动此事,亲自或派员前来福州磋商。经国务院批准,福州市组成以游德馨市长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顾问蔡良承、团员有:宁家魁、田一民、邱永章、徐则勋、陈天观和一位翻译)和以尹光武为团长的经济代表团(团员有:吴成松、刘会武、卓青、周怀松、盛鹤群和我)于10月13日由福州出发,14日从上海乘机飞经日本大阪,转机到达长崎。机场离市区大约行车要两小时以上,沿途我们见到的都是一个町接一个町,基本看不见农田。

  长崎市安排我们在一个旅馆住宿,除团长住套间外,其余的成员均住单人间。但房间面积很小,不到8平方米,各种设施却是一应俱全。因为签字仪式安排在10月20日,所以头几天都是组织市内参观。我们一共参观了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中心点),荷兰人早期在长崎活动的遗址、中华街、崇福寺、孔子庙、眼镜桥、一览桥、冈正百货商店、滨屋百货商店和一所小学、一所幼儿园、居民社区活动点以及三菱造船厂、石材加工厂等。因为长崎是日本的重要渔业基地,应我们要求,特别安排吴成松同志和我专门参观了当地的水产码头、渔市场、冷库和一家著名鱼糕加工厂;也访问了该厂主人住宅,和他一家人在一起合影。缔结友城的签字仪式十分隆重,长崎市的政府主要官员和议会议员都参加了。会后专门宴请了两个代表团。餐后我们还到市政府(他们叫市役所)参观。在这期间,经济代表团还与长崎市有关部门进行了有关今后双方开展经济合作交流事宜的商谈。

  另外,本岛市长的助选人米津博一先生和他的两个朋友,邀请邱永章、徐则勋、陈天观和我四位,在一个夜晚,到一处可以俯瞰长崎市夜景的小山上的风景点喝咖啡、聊天。代表团于10月21日离开长崎。他们专门派了工商观光课课长陪同我们参观。访问了东京的皇宫周围以及银座、名古屋的丰田汽车厂、三都士啤酒厂、京都的寺庙、周恩来总理诗碑等。然后转神户,由当地华侨社团组织了一场盛大宴会欢迎代表团一行。日本佐藤明雄教授,他在幼年时曾在福州生活过,抗日战争开始才随父母回日本,他对福州有深厚感情;也参加了当晚的欢迎会。游德馨市长在整个活动结束后,应那霸市市长邀请,带两位同志顺访那霸,与该市洽谈有关两市缔结友好城市问题。其他代表团成员经大阪返上海。

在日期间,日本陪同人员曾问过我,对长崎有什么印象?当时我的回答比较简单,只是说了你们城市很漂亮,很清洁,人们很有礼貌;如百货商店,不论大门口还是每层楼梯旁,都有礼仪小姐向顾客鞠躬表示欢迎和道谢。我并且赞扬他们几位接待人员办事效率高,计划性强,代表团活动的每个环节都安排得非常紧凑、准时、有条不紊。其实,此行应该说我是感慨万千。首先,我觉得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对历史文物的保护比我们强得多,让我惊叹。对于传统产品不仅是注重保留,而且不断用新的科学技术加以改造、提升品质和产量。比如福州市常以我市生产的脱胎漆器为荣,可是看到他们的漆器大量用于生活日用品,像瓶、盘、碗等,形式多样,外观也很漂亮。为什么福州生产的漆器不能出口到日本呢?原来他们是用钙塑代替木材,用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操作,产量大。而且他们用的漆是无味漆,而我们的漆器味道就是难去掉,只能适用做陈列品。

  福州盛产花岗石,但当时都是靠手工开镌、敲打,所以只能以荒料出口。而人家却可以把石料锯成5毫米左右的薄片,而且磨成玻璃光面用于建筑物装饰。市面上一般食用糕点,也都加工得非常讲究,赏心悦目。日本商品重包装,但不奢华浪费。其次,他们很重视绿化,保护森林,山头看过去都是绿油油的。生活上需要大量消耗木材的用品,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

  而我们却乱砍滥伐,到处有荒山,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环境。再就是群众遵守公共秩序方面非常自觉。有一天,我们在东京游览,时间已经很晚了,马路上车辆稀少,当大家过斑马线时,对面是红灯但没有汽车通过,人们都在人行道边等待,绿灯亮后才过马路。30年过去了,我们行人闯红灯的情况仍是常见之事,除了要有隔离栏杆外,交叉路口还得配备协警来管,甚至还要用绳子拦着。可见一个文明习惯的养成,不下猛药,何其难耶! 

这次出访,所有团员都是第一次出国,加上语言不通,不免行动上都很拘谨。大的洋相没有出,但小的笑话可不少。可能大家都是第一次穿西装,怎么系领带都要学;所以,有的同志在日本仍然习惯穿中山装,认为这是国服,往往在街上成为被注目的对象。吃的方面,日方倒很照顾,除了早歺在旅馆吃西歺外,其它都是安排在华侨开的中华料理用歺。西歺有牛奶、面包加上生菜、鸡蛋,个别同志也还不习惯,吃了就一路吐。

  再者,住的旅馆房间里摆着许多小件,小瓶子上写着英文拼音叫“香波”,可是我们连洗发水都没用过,何况“香波”是什么?不懂;还是不动为好。再如冰箱里饮料注明“有料”。电视也是注明某某频道“有料”,什么叫“有料”?当时根本不知道是“付费”,也不好意思问人家,那还是也不要去动。至于饮茶,日本习惯将茶叶弄成粉末状,用开水冲成糊状,就这样喝进去。我们冲泡后,见这形状,也不知道是怎样喝。改革开放时间长了,大家对这些事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了缺乏常识的人。上面说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如果碰到大的问题,那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什么叫“长见识”?原来不懂的东西,你接触之后才懂得,这就叫做“长见识”。

  日本也有送小礼品的习惯。虽然他们国家经济实力强。但他们送礼只是体现一种表示心意,或且送具有一定纪念意义,或是起广告作用的小玩意。如本岛市长送给代表团团员每人一枝自来水笔,上面刻有“长崎市长本岛等赠”几个字。我们参观石材加工厂,他们送我们的就是刻上每个人姓名的小石块。许多参观点大都是送我们厚厚一册介绍情况的资料或者是一些有企业标志的钥匙扣或者开瓶盖起子、遮阳帽等。不像我们好面子,讲大方,这一点也值得向人家学习。

  回国时,因为纪念品还闹出一场笑话。也就是当飞机到达上海入关时得检查行李。我们是政府团组进出,一般都可以简化手续,大家没有开箱检查都顺利过关了。可是轮到我,却被海关人员拦住了。他们提了我的箱子感到特别重,要我开箱接受检查。开了箱盖之后,发现里面装的是许多厚厚的资料,还有就是我向石材厂索取的,有10多片黑色花岗石样品。本以为带回福州寻找有没有这种资源可供出口。这些石头放在箱子里,当然增加了许多重量。海关人员看见之后哈哈大笑。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出国出的洋相吧!

  福州与长崎结成友好城市之后,双方互相往来较密切。我在进出口办任职期间,对方数度派经济考察团来福州,探讨经济合作和组织福州货源出口到日本。长崎市的副市长、议长也相继参访过福州。米津博一先生也屡次邀朋友来榕作商务考察。福州方面,也由进出口办主任冯世运同志带队,在长崎的冈政、滨屋两大百货商店举办过为期七天的福州工艺品和物产展销会。东街口百货商店负责人与冈政百货商店负责人实行互访、考察,冈政还接受了东百派出5名研修生前往该店学习经营管理,为期三个月。福州与日本冲绳县首府那霸市也于1981年5月缔结了友好城市。福州市在那霸市山形屋百货商店也举行过福州工艺及物产展销会。上面所说的各种活动,我有的参加陪同,有的参与洽谈,有的为出访同志安排有关事宜;这都与日后分管外事、外经工作提供了一定学习基础。

首访香港受到乡亲热烈欢迎

  我首次出访香港是1981年夏天。受香港十邑旅港同乡会邀请,由尹光武副市长带领我和市华福陈桂宗同志共三人赴港,受到了福州同乡的热烈欢迎和接待。所谓十邑,本来包括福州语系的十个县市。我发现当时该会比较活跃的人物,还是福州、闽侯这一带乡亲为主。如马元琰、柯伯诚,邹应生、杨大钧、叶佑丞、郑维暖、林铭生、余德教、郑学正等,后来才陆续增添了赖庆辉、郑存汉等福清、长乐籍人士。他们大部分从事商贸行业,而从事生产性企业的很少;经济实力不是很强。

  在港期间,我们除了拜访同乡会会所之外,也顺访了开放以来,曾经与福州市相谈投资、商贸合作项目的客户,参观了一些他们开办的工厂企业。那几天,除早歺在华闽招待所用歺外,几乎是天天都要接受乡亲朋友们的宴请;有的时候,甚至一个晚上要跑两场。同乡会的骨干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一些旅游景点,如浅水湾、半山高级住宅区、虎豹公园、宋城等。后两处我因另有任务未参加。我们这次出访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感情、考察招商。总的感到港人老一辈对家乡的感情比较深,年轻一代,由于长期受英国殖民地教育,特别是喝过洋墨水的,对国家缺乏认同感,蔑视大陆访港的人员;把这些人称做“表叔”,意思是乡下来的“土包子”。与他们对话,都是你们怎么样、你们那么样,听了有点不顺耳。反过来,有件事让我感动。我们刚到与同乡会乡亲接触,有一天, 杨大钧委员与我私下谈话中,特别关照我们穿西装应该注意的地方:如在非正规场合,前襟可以只扣上部一个扣;上装口袋一般不要放东西,也不要插自来水笔;领带不要放在西装的外面;袖口的商标要剪掉等等。说的都是国人容易忽视,而会让人欺笑的地方。老一辈就是用这种方式关爱来自家乡的政府人员。

  再说参观者工厂。我们看过一家手表厂的装配车间流水线,女工们几乎是一刻不停像机器似地动作。我们站在旁边,她们的眼睛都不敢往上瞅一瞅。还有就是把工厂设在高层建筑上,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一般车间里面机器都摆得很拥挤,连总经理的办公室,也是在大车间内的一个角落,设置一个小房间,基本可以看到车间的各个角落,在里面也是堆放着很多货物。这都说明了香港地价昂贵,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就会在节约用地空间和强化劳动强度上做文章,以节约成本,获取更大的利润。当然,在离开闹市稍远的一些地方,工厂的厂房安排比较宽敞;职员使用大办公室,各人用板间隔,互不干扰;总经理房间摆设也很豪华,用监控器掌控全厂动态。这些在当时都觉得新奇。

  有些地方我没有去参观游览,而是去探访我的一位亲戚,应该说收获不少。他叫苏友龄,按辈份我称他为表叔,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当过陈纳德飞虎队翻译,以后了到香港,是著名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资深记者;邓小平同志访美,他都随团报导,发表了多篇文章。他见到离别几十年的表侄当然很高兴。当他知道我的职务和工作性质后,立即领着我去拜访香港名流李嘉诚、王匡城和光大公司的王光英;还带我参观了野村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以及只有上流人士、大富翁才能参加的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通过这些参观、访问,进一步接触了什么叫“资本主义”社会。他还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投资公司可以设法来香港上市、融资。二是内地高中毕业生很多,还找不到工作。其实有高中文化程度,只要有一枝笔、一张纸,就可以赚外国人的钱。他说的就是指现代的“编电脑软件程序”“外包服务”。当时他带我看的和对我说的,都是市场经济带有核心性质的东西。但他的思路的确很有前瞻性。可是,在当时什么叫“上市”“融资”“电脑软件”“互联网”?我们根本不懂。大概到了90年代初,内地才开始发行股票。更不用说“外包服务了”。他说的也可能太超前;而我们自己也的确太落后了。

  出访香港之后,果然对招商有所促进,在港乡亲回榕城洽谈投资合作项目的日益增多。有位林发铿先生,本人是从事服装加工出口行业,看到家乡出来的官员西装款式老旧,不合时代潮流;决定向市华南服装厂赠送一套西装加工生产线设备,并接受服装公司派工人到他的工厂学习培训。吴厚坤先生则到他的老家台江区合作办了一家卷尺加工厂。郑维暖、赖庆辉先生也着手与郊区商谈合资开发华盛大厦,其他还有一些项目就不一一详述。

做好基础性保障准备和接待工作

  市进出口办(市华福公司)在对外开放方面,除了做了前面几项工作外,还抓了如下打基础的措施:

一、我们考虑到曾经出访的同志,多少开阔了眼界,在国内,怎样让大家对外部世界也能增添一些了解,提高对改革开放的思想认识。我们先后筹办了两个展览会。

► 一是与省华福合作,在于山纪念堂举办日本日立公司日用生活电器展览会。在80年代初,像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商品市场上几乎罕见;更不用说一般居民家里拥有这些东西。当然,日立公司他们是作为推销商品机会,乐意这样做。对我们来说,也想通过办展,了解和进一步引进他们的技术。

► 二是在香港考察期间,看到当地塑料行业设备十分先进,于是与震雄塑料设备厂等厂商洽商,请他们把产品运到福州市办展览会,得到他们的同意。回来后,市华福配合市塑料公司,在西湖公园举办过一次港产塑料加工设备展览会,展品受到了好评,会后全部由本市各塑料生产厂家收购,大大提高了本市塑料产品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这也为此后的技术引进开了先例。

  二、培训外语和西方会计人材。要对外开放,举办合资企业,急需此类人材;而现有干部中却又奇缺。我们先后委托省华福和福建师范学院分别办了两期英语、日语培训班;并取得香港姚贻昌会计师事务所的支持,由该所派出教师和提供教材,借用省财经干校办了一期西方会计培训班;学员由单位选送或向社会招收。一些从培训班出来的人,不少后来成为我市翻译和派出驻外单位的业务骨干。

  三、制订鼓励创汇政策,为城市增添建设资金。当时外汇存在着双轨制,而且市场价格与银行牌价相差极大。市华福公司进口市场畅销电器商品,可以从中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所以,以进出口办名义向区县、下达鼓励创汇政策通知,由市华福对相关单位按其创汇额度,给予相应的人民币奖励,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在不到三年时间内,经过精心安排和努力经营,市华福公司积累利润达到了三千万元左右。不但建了一栋自身用的办公楼和一座宿舍,而且为福州市建造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的车辆及设施,提供了全部费用。此外,也为以后投资温泉大厦、百事可乐装瓶厂等项目,在资金上做了一定的准备。

  对外交往多了,随之带来迎来、送往和接待、宴请活动也逐步增多。当时,各种规定都比较严格。一是定点,基本上都在福州旅社和聚春园宴请。侨联大厦建成后,也承担侨务部门对侨胞的接待任务。二是定标准,按我的回忆,每桌酒席费用好像只有40元左右,基本不用名贵原材料和酒类,就是省长出面接待,都是用龙岩产的“沉缸酒”更没有各种饮料。宴请多以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公司名义出面,党委部门领导很少参加。往往对方也会举行答谢宴会,标准会高一些,有时也会带洋酒和一些小礼品送给与会人员,多半是小型计算器、领带夹、打火机之类。价值高的规定都要上交,结果有些东西放在仓库里都放坏了。提到迎送,还闹出一些笑话。起始市华福公司只有一辆北京吉普用来迎送客人。人家说,这类车在香港是警察用来抓人的。后来添置了一辆丰田汽车,形状像面包车;结果人家说这叫工具车,是农民下田或且商店送货用的。我们的条件差,见识也少,难免出现这种尴尬局面;但我们不会一直是这样,很快也就改变了。

(二)

  1983年4月在市八届一次人大会议上,政府进行换届选举。游德馨同志继任市长,我当选为副市长。同时当选副市长的还有:陈元魁、张耀兰、陈敬淼、游冠洲等4位同志。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全市人民的重托。1984年3月经省委批准增补我为中共福州市委第四届常委。我作为常务副市长,起先分管的工作范围比较宽;有外经、商贸、外事、侨务、宗教、旅游、民政、以及部分的公安行政管理工作;对台,科技、以及技术引进方面工作也有涉及。我对当副市长这件事,没有思想准备;既然选上了,责任加大了,那今后就只能竭尽全力,依靠大家,努力把工作做好。

  当时的历史背景,虽然说是对外开放,整个经济体制还是属于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范畴,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人们在对外开放思想观念上仍有不少模糊认识。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还很多。在农村,经济体制有所突破,个体经营、副业生产发展较快,市场经济苗头开始出现,沿海地区台货从两地渔船之间交换发展到整船走私,城市机关、学校单位办公司热也开始膨胀。再就是从莆田,宁德地区新划进来了原属闽侯地区管辖的7个县(闽侯县是1973年划进),工作的涉及面更加广泛。这些都是面临的工作新环境,在新的政府领导班子选出后,我的工作重点无疑是改革开放,但其他方面任务原来不熟悉,更須统筹兼顾,下功夫加紧学习,通过实践,逐步进入角色。

进一步加强涉外经贸机构

  当时市委对外开放着力点,仍然首先放在加强和健全对外开放组织机构上。把市进出口办与市华福公司分设,改称市外经贸委,由陈桂宗同志任主任;市华福公司总经理由盛鹤群同志担任。把原属计委管的劳务出口工作划出,单独成立福州市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简称:市中福),调丁嘉庆同志任总经理。把原统战部管的市旅游局改称为福州市旅游公司;由陈邦才同志任总经理。原市外贸局改称为市外贸公司,调谢世栋同志任总经理;下设若干分公司。通过适当调整班子、充实人员,以加强对外开放的领导和工作力度。在各县、区也要求根据需要,设立必要相应的外经贸机构和对外窗口。并且决定对外经济合作不能局限于市华福单一对外窗口,应该推动市、县、区、各部门,包括民主党派、基层企业全面出击,开展招商引资,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加强工业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工作

  鉴于前几年工业企业对外经济合作进展缓慢,很大原因是我们自身在技术和管理水平太落后。所以,市委把加强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提高管理水平,放在重要地位来抓。在计委专门设立引进办公室,谋划有关工业系统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工作。决定凡与经济工作有关的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干部,都分工负责抓一个重点技术引进项目;并与有关部门和企业干部一道到国外考察,以便及时做出决策。如张继中、成仞千、刘泽民、陈元魁等同志都曾随分工有关工厂出国考察引进头孢霉素、电冰箱、髙压开关、漆包线等项目。我是分工变压器厂,当工厂要组织外出考察时,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

加紧落实华侨和宗教政策

  做好落实华侨政策和宗教政策工作,对于解除海外侨胞思想顾虑,推动他们回国投资,兴办企业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我们下了很大功夫去解决。因为解放后特别在文革期间,海外侨胞房产和宗教场所被随便占用,改造为机关、工厂使用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工作上届政府就已着手做了,难度较大,未见明显效果。我根据华侨事务处和宗教事务处所提供的材料,对重点单位,都亲自逐一到基层及其主管单位,进行动员说服;一而再,再而三,时间跨越一年多。在我的记忆中,经过我亲自做工作,收回被占用的房屋的有:市工商联礼堂、西禅寺、法海寺、地藏寺和吉祥山天主堂、上渡基督教堂以及当时市纺织品工业公司、市干鲜果批发站所占用的华侨房产等。更大范围则由有关部门进行检查督促进行落实。政府的实际行动,在海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推进外贸出口招商引资对外交流

  通过一系列措施,外贸出口方面获得显著成果。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大产品出口,鼓励出口创汇上;如制订政策,让企业可以自寻客户,产品委托外贸出口;大力推动各县在建立出口创汇基地上下功夫。如闽清的工业陶瓷,连江、永泰的温泉养鳗,罗源的花卉、石材,福清的人工刺绣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启动的。本来1994年预计完成当年出口计划尚有8000万美元缺口,推行这些措施后,结果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对外经济合作上也取得了进展。较大的项目有:市华福与香港道亨银行、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以及省旅游局签订了合资兴建温泉大厦合同;与美国百事可乐公司、省轻工食品公司、省华福公司合作经营百事可乐饮料罐装厂;市电子系统与菲律宾华侨林国良先生合作引进日本显像管生产技术建立福新显像管厂;李云孝先生与洪山乡合作经营的永德信磁带厂(后迁福清),佐藤机构与“851”保健品的合作项目,有魏可英先生、唐庆霖先生(代表日本佐藤机构)与市有关房地产公司合资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有港胞王克如女士和市公交公司合作开发榕港直达旅游汽车线路等。因为,对这些项目我有的参与了谈判过程中的研究,有的在筹建中帮其解决难题,有的合作双方发生歧见帮其协调,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其它项目就不再一一列举。

  在对外引进先进技术方面,也加强了力度。像抗生素厂、电冰箱厂、电线厂、变压器厂等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线后,大大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和产值,同时提高本厂在全国行业中的知名度。全市机械、电子、纺织、轻工、二轻、塑料行业以及一些区办企业,纷纷也开始与境外客商开展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三来一补”合作项目的洽谈。如二轻系统成立市运动鞋厂就承接世界名牌“耐克”运动鞋的贴牌生产。郊、县也开始动起来。鼓山、马尾、福清也都有来的欧洲客户搞“三来一补”。这都为提高企业生产技术能力,日后进一步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外开放也推动了财贸系统的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外汇是省主管部门给的,粮食局所属市面粉厂引进了一条方便面生产线;商业系统所属饼干厂也引进了一条饼干生产线。通过这些引进,市场供应上是增加了一些花色品种或提高某些产品的生产效率;但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思路,也就不可能把这些产品做大、做强。去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这期间,对外交往方面日益增多。不仅与长崎、那霸两个友好城市政府之间的来往密切,并推动了两地文化教育和商业系统基层的互相交流与合作。此外,也还有其他国家、地区的团组前来福州参观、考察。不仅有来谈经贸合作的,也还有文化、宗教团体来访交流的;不仅直接与市里打交道的外宾须要接待;省里胡平、王兆国省长接见来访外宾(包括华侨、华人、港、澳、台)团组或个人,一般都也会通知福州市派人陪同接见。我记得省长在接见外商时候,经常会说这样一段话:“福建的劳动力、土地成本低。我们欢迎大家来投资办厂,就要让你们能赚到钱。假设银行的贷款利率是⒑%,你们得到的利润应该要达到⒖%,才可行”。领导同志讲这些话,主要是表明我们对外开放的诚意态度。

  在对外交往中,我们一般都会带客人参观我市的工艺美术工厂。我市的“三雕”、脱胎漆器和软木画,精湛的技艺往往令客人惊叹。但包装太差,并且粗糙,价格卖得更偏低。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桩故事。有一次,我陪同新加坡建筑、房地产开发商考察团到市工艺美术展览馆参观。该馆所陈列的展品中有一些是国展获奖作品,并贴有“非卖品”标签。有一位团长看中了其中两件木根雕——“达摩”和“宫怨”;我当时也认为这两件确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对方想购买,要求馆长开价。馆领导再三解释说是非卖品,不能卖。而对方一直纠缠,要求随便开个价。在无奈情况下,这位负责人开出了一个12000元、一个8000元的价格;可能自认为已经是天价了,对方必定会打消念头。可是对方马上毫不犹豫地说:“成交”。我一直后悔当场无法加以劝止。主要是当时企业太穷了。后来我虽然建议市政府应每年由财政拨款收购这些国展获奖作品。搞了一年,就无法坚持下去。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尤其通过经营体制改革,大大促进了我市工艺美术行业,特别是寿山石雕的飞跃发展。

(三)

  1984年4月,党中央发出福州市等沿海14个城市进一步开放的通知。福州市的对外开放从初始探索、准备阶段转入到起步阶段。中央的这个决定既是动力,更是压力。大家对中央的决定,认为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不可多得的机遇,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努力把我市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也就在这时候,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变动,市委书记张继中同志调省经委,由副书记袁启彤接任;市长游德馨同志调省政府担任副省长; 1984年7月八届人大二次会议补选洪永世同志任市长。

  从1984年下半年起,原来八届一次会议选出的班子成员,除了留下我之外,其他同志陆续调离。新增有林勤(兼)、刘文鹏、龚雄、明敏四人为副市长,政府成员重新作了分工。我分管外经、外贸、外事、侨务、宗教以及旅游方面,这样更便于集中精力,做好对外开放工作。12月第五届党代会上我再度获选市委常委。我面临着一个比较複杂新的环境、新的遭遇、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我要求自己,务必跟上时代步伐,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排除干扰,奋发努力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使命。

市委对进一步开放所做的重大决策

  接到中央“通知”后,刚好遇上50位厂长、经理写给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要求松绑放权的公开信发表;在全市掀起了基层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高潮。形成了改革、开放两个锣鼓一起敲的热闹局面。这阶段,市委领导每天中午都在市档案馆六楼集中加班办公,也通知我参加。主要是研究中央对14个沿海城市进一步开放通知中所提出的任务和政策措施如何贯彻落实;并处理当前各方面反映急待决定的问题。中午只是让食堂端来的一碗面条当午歺,边吃边议。记得当时相继研究制订出市委、市政府有关改革方面的文件有:《关于国营工交企业放权10条决定》、《关于国营商业企业全面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决定》、《关于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同时,决定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撤销郊、县人民公社建制,恢复农村乡、镇的建制。在对外开放方面,除讨论关于在马尾设立福州市经济技术开放区以及设置驻港对外窗口华榕公司等问题外,根据我的建议,派出三个小组分赴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目的是:及时掌握中央有关改革开放方面的方针政策,及时了解深、沪两地和有关城市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举措和经验。后来,这些小组都演变成市政府常驻当地的办事处。在此期间,我还反映了市手表厂7个干部、员工具名提出承包经营的要求,会上大家认为,应该给予大力支持,批准他们作为全市试点。大约这种高强度加班,维持有两个月左右时间,才告一段落。

筹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根据中央通知,进一步开放城市可以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市应该设在什么地方?市委经过反复讨论,选择了马尾。因为这地方靠近市区,水、电、通讯、港口码头和工业(省造船厂、省海洋渔业捕捞公司)都有一定基础;缺点是陆域面积太小,需要就地从闽江抽沙、填沙造地。总之,从当时条件来说,只有这地方相对比较适合。因为有人嫌“马尾”带有“尾”字不好,所以正式名称定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方案报经省委同意后转报国务院。中央派谷牧副总理来福州亲自审查,落实定案,由我陪同他到马尾实地考察,最后同意划出4、4平方公里范围(包括填沙造地)作为开发区的用地。实际筹备工作在省委同意后即已展开。市委派当时市委常委、工交政治部部长张建同志主持开发区筹建的全面工作。1985年1月获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当时福州到马尾的公路路况很差,弯曲不平,而且与铁路有两个交岔口。

  所以,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对加快开发区建设速度,提出口号叫:“填沙、填沙,修路、修路”。修路是开发区范围之外的事,我责无旁贷承担起这项任务的筹备工作。市财政资金不足,我跑了省计委和省建行解决了贷款问题。修路施工工程量大,质量要求高,第一期道路中间有两段隧道要打通,而且时间要求急,需要一个强有力队伍来承担。刚好连江丹阳85师愿意接这个任务。我找了该部队师长、政委商定后,双方举行了签订合同仪式。施工队伍开工需要一个指挥部场所,最后得到市委党校的大力支持,腾出一批房子借给部队使用。市府副秘书长齐学标同志帮我做了以上很多具体落实工作。填沙造地由开发区自行委托有关施工单位负责,工程进展很快,仅一年多就初具成型。

  开发区也要有一个对外窗口,市里决定设立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领导干部属市直接任命。从外经系统抽调了一批业务骨干如林应枢、邹月梅等同志进行组建并担任该个公司的领导职务。同时我亲自并动员外经贸有关单位牵线搭桥,帮助开发区招商引资。初期,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最早落地比较有影响的项目有:中国钢铁制材公司、金匙摩托车公司、磊磊石材公司和印度尼西亚商人投资的饲料公司等。为了解决开发区生产企业供电保证问题,一方面决定用贷款在马尾区的红山建一座燃汽轮机发电厂作为备用电源。另一方面将3万伏变电站升级为11万伏。但没有几年时间,因为双回路供电问题已解决,又将这个厂的发电设备转给深圳市。

    1985年5月,外经贸部在深圳西里湖举办“对外开放”学习班。参加的有全国沿海14个城市和有关省的有关部门负责人。我和张健同志以及省有关部门林铭侃、陈明璋等同志都去了。学习计20天,听取了外经贸部领导、蛇口工业区袁庚同志还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等人的报告;参观了蛇口工业区、珠海市特区以及深圳福田区的中英街。实地参观了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的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看到了深圳到处工地上,一栋栋高楼一天上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的确是开拓了视野,振奋了精神,增强了信心;大家都想到回去后,快马加鞭把开发区的工作推向前进。

  事物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开发区出事了”。1986年6月,据说接到举报,开发区发生重大走私案件。市委连夜开会,决定立即由纪委组织人员下去审查处理。并通知张建同志取消其赴日考察之行,接受审查。后来受免职处理。所谓“走私”问题经过查证,事实是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进口一批电视机,在报关时用了“工业视频仪”名义交了税。因为两者在英语中是同一个名词,在国内关税税目上是有不同税率。他们目的是少交点税款,公司可以多增加一些积累。在境外这叫做合法避税。说有错误,可以令其纠正。但对此项决策並不知情的公司总经理、一位副总经理和经办科长都受到处分。这些同志对处分不服,不断申诉,数年后才得到平反,予以撤销。  

  李力康同志是1985年4月从外省调来福州任副市长。张健同志免职后,任命李力康同志兼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他到开发区之后,我一如既往支持他的工作,互相处配合默契。在招商引资方面也有所发展。除新增光学仪器厂、榕燕音响等项目外,他还亲自到龙岩等内地,动员了较大规模的“东方”“革新”两家兵工厂迁到开发区。既是增加了开发区的实力,也使这些企业能够面向改革开放前沿,通过对外经济合作,加速自身的发展。再就是是邀请了许多专家参加,制订了开发区的经济发展规划。大致上是把开发区按光、机、电、仪划分为几个功能区,使今后的发展更有了明确方向。

  1987年春节,又发生一场对开发区所谓“发展迟缓,形象冷清”的责难。接着按照市领导指示,采取了开办免税市场,兴建“卧龙山庄”宾馆,修建江边游泳场,以及将连江县清芝寺划归开发区管理等措施,企图“以物聚人”。实际上,开发区是依附原马尾镇建立起来的。镇所在地原来人口少,原有商业、服务业滞后,虽然盖了许多工厂,客商来往多了;可是下班后,许多人都往市区跑。员工白天上班,加上购买力低,街头上冷清是必然现象。最终这些措施对聚集人气的愿望并未见奏效。李立康同志在1988年6月离开福州调往山东省。经过这两度的折腾,不能不影响到开发区正常工作开展。当然,随着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各方面政策、条件的逐步完善和落实,经过后继各级干部的辛勤努力,开发区还是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跟上形势,继续向前发展。

设立香港对外窗口华榕公司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市委也积极准备在香港设立窗口。省里叫“华闽”,我们就称“华榕”。关于组建华榕公司的班子拖了一段时间,当年6月份在我访美期间,市委决定由张耀兰、陈敬淼两位副市长调华榕公司担任正、副董事长;调外经贸委主任盛鹤群任总经理。并组织五人先遣小组赴港开展筹备工作。尽管华榕公司当时明文通知属市委直接领导,而我对这个公司的工作还是义不容辞全力予以支持。张耀兰同志找我商量,要调我的秘书高明去当办公室主任;对我来说是割爱;但为了全局,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高明同志在华榕公司开拓房地产业务和在为企业争取盈利方面,还是取了很大的成绩。华榕公司成立后,在境内开展许多业务,我在力所能及条件下,也都积极予以支持和配合。在境外我主动为华榕公司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我认为华榕公司发挥窗口作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想办法在香港融资,来为我市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服务。1984年年底,我随省外经贸委考察团赴欧洲路过香港时,见到华榕公司几位领导,建议他们成立财务公司,开展融资业务。几位领导同意后,我担心华榕刚到香港,实力不够,经验不足。又为他们找了省华闽公司的领导,促成两家合作举办财务公司;华闽公司还派了原福州市干部赵峰兼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随后,香港华榕公司在引入资金在境内外投资以及开拓房地产业务方面,都取得很大效果。后来这个财务公司与华闽脱钩,而让私人入了股,并且造成失控,使筹集资金方向变异,导致收不回贷款,严重亏损,实为一件憾事。

  第二件事发生在1985年夏天,突然间传来一个消息,盛鹤群同志被港英当局拘留,还进行了搜查。华榕公司的其他领导也都紧急撤回。这时候,市委领导找了我,要我帮助查明真相,设法营救。同时,也通过十邑同乡会渠道进行同样的工作。这时候,我找了恰好在福州的省华闽公司周惠源董事长,他答应大力支持。经过各方面努力,弄清了情况。原来是有个港商在入境时,被港方移民局发现身上藏有一批伪造的出入境证件,同时此人身上还发现有盛鹤群同志的名片。所以也把盛作为同案嫌疑人来审查。后来澄清是在一般社交场合互相交换的名片,最后只好让他恢复自由,了结此事。

新领域多渠道拓展对外经济合作

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1、力争扩大市外贸公司的出口范围,并付予各分公司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2、市华福公司从原来专营进口紧俏商品变现盈利的方向,转为以出口贸易扩大创汇为主,以自营出口创汇取得盈利,腾出外汇支持工业系统引进先进技术设备。3、帮助工业部门争取外经贸部的批准,成立工贸公司;如:市纺织系统的“榕纺联”,市工艺美术系统的“旅游纪念品生产供销公司”等。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出口创汇资源和渠道,1986年就创造出历年来出口创汇的新纪录。

  要招商引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出口,不但要把客人请进来,还得走出去。这样才能多了解世界市场和新科技发展的现状,提高对引进先进技术的针对性和增加福州地方产品的知名度。我们的做法,凡有利于扩大出口,如工艺美术部门为了出去与境外企业合作办展,有些生产企业单位为了引进某项先进技术设备,专业人员的必要出国、出境考察,都尽量给予支持。这些年,市区工业系统,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对招商引资和技术改造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像电子行业,几乎所有工厂都有对外合作项目。此外,同期市里不少领导同志也都有应邀到港、澳和国外考察访问,当然也都带有招商引资的任务。据我个人体会,除了双方对某个合作项目已经多次接触,互相都有较深刻了解,条件比较成熟,在这个前提下,带有明确目的的出访,可能会取得实质性收获。一般性参观、访问,这对领导干部了解外部世界,开阔眼界的确有好处;但由于时间短暂和缺乏专业知识,都只能做到对外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介绍一些福州市情况和招商引资的有关政策。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就某个项目达成有实质性的合作协议。如1985年市里组织一个重量级团组出访美国,回来时,据说签订有近30项经济合作项目协约,可谓成果辉煌。可是最后一个也不能落实,空欢喜一场。这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新领域多渠道拓展对外经济合作

  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1、力争扩大市外贸公司的出口范围,并付予各分公司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2、市华福公司从原来专营进口紧俏商品变现盈利的方向,转为以出口贸易扩大创汇为主,以自营出口创汇取得盈利,腾出外汇支持工业系统引进先进技术设备。3、帮助工业部门争取外经贸部的批准,成立工贸公司;如:市纺织系统的“榕纺联”,市工艺美术系统的“旅游纪念品生产供销公司”等。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出口创汇资源和渠道,1986年就创造出历年来出口创汇的新纪录。

  要招商引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出口,不但要把客人请进来,还得走出去。这样才能多了解世界市场和新科技发展的现状,提高对引进先进技术的针对性和增加福州地方产品的知名度。我们的做法,凡有利于扩大出口,如工艺美术部门为了出去与境外企业合作办展,有些生产企业单位为了引进某项先进技术设备,专业人员的必要出国、出境考察,都尽量给予支持。这些年,市区工业系统,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对招商引资和技术改造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像电子行业,几乎所有工厂都有对外合作项目。

  此外,同期市里不少领导同志也都有应邀到港、澳和国外考察访问,当然也都带有招商引资的任务。据我个人体会,除了双方对某个合作项目已经多次接触,互相都有较深刻了解,条件比较成熟,在这个前提下,带有明确目的的出访,可能会取得实质性收获。一般性参观、访问,这对领导干部了解外部世界,开阔眼界的确有好处;但由于时间短暂和缺乏专业知识,都只能做到对外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介绍一些福州市情况和招商引资的有关政策。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就某个项目达成有实质性的合作协议。如1985年市里组织一个重量级团组出访美国,回来时,据说签订有近30项经济合作项目协约,可谓成果辉煌。可是最后一个也不能落实,空欢喜一场。这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开拓海外对外经济合作项目

  我市本来在澳门只有一个输出劳务项目,是由省一建公司派出十几个工人,从承建商那里分包一些铺设木地板的小工程。市中福公司成立后,立即向澳门政府申请登记成立澳门华榕工程公司。派了原从北也门调回的方元官任总经理。从扩大承包工程开始,进而在黑沙湾单独开发了一个小型房地产项目获得成功。“华榕工程”脚跟基本站稳之后,方在当地也结识了一些社会人士,有了一定的人脉关系,决定与社会名流吴福先生在澳门黄金地段合资建一栋相当规模的“华榕大厦”。后来香港华榕公司介入,更加强了财力方面的支持,使这项目获得成功,取得了相当的效益。

  澳门华榕有过一段辉煌的历程,由于管理主体多头,如该公司原属市中福组建,后来又被划归华榕领导,并且有许多离开管理制度约束的做法。像可以让该公司为省、市领导机关宾馆、纪念堂无偿装修;市属公司可以不通过市主管单位,直接向省财政厅借款等,这都造成经营管理上的漏洞和混乱。对境外公司如何让企业既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又能受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该是一个必须重视和研究的课题。

  另一个,就是在北也门首都萨那与当地商会会长合作办的家具厂项目。这本是省中福牵线,省二轻厅出资与对方签订的合约;管理干部及工人都是由福州市鼓楼区木器厂派出,市轻工局派副局长方元官担任总经理。方到期调回后,由洪永佳同志接任。1985年夏季突然接省中福公司通知,北也门木器厂出事,情况十分紧急。省二轻厅决定把该厂的资产移交给福州;但要求市政府立即派领导干部前往协调处理。

  我和市中福丁嘉庆总经理以及省中福王兆敏同志随即赶赴萨那;我们三人都住在厂区,与厂职工同住同吃。经过一番调查证实,事态真相大白。原来这个厂投产后实际生产家具并不多;而是适应当地老百姓的需求,转向生产门窗,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实际是合作对方想要回这所厂房和地块另作他用。以厂里发生原材料丢失为籍口,提出抓捕工人来要挟(也门偷盗罪要砍手),让工厂关门走人。我们一再要求双方坐下来协商。对方就是籍口人在国外,避而不见。我们在那里待了20天,最后请示了大使馆,同意我们不再等下去,以后出现问题由他们协助处理。在此期间,我和丁嘉庆同志还与当地商人马斯达利先生签订办合作工厂,生产为当地政府订货的垃圾箱项目。因为这产品主要是冷作加工,最后落实给闽侯县风机厂承办。

  在劳务输出方面也有所突破。平潭县向台湾渔业生产单位提供渔工劳务输出取得较大进展。再就是闽清县由省中福牵线搭桥,组织劳务输出到南美阿根廷。第一批是县委派一位领导带队,组织了20多人到那里从事种菜、做豆腐和豆芽生产。有些人后来在当地落了户,并带动了许多乡亲移民,不少人逐步发展经营超市,在经济实力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加强服务促进投资环境改善

  由于发动和依靠各部门、各区县一齐动手;招商引资工作全面铺开,引向深入。我把精力着重放在如何改善投资环境上。虽然当时许多审批环节,手续都只能按照当时的既定程序办,争取逐步简化。回想起来,好像在那年代,各部门虽受一些旧规章制度的约束,还存在有保守思想,但当时层层办事还是比较顺畅,态度积极,“卡、拿、要”现象比较少见。我认为,外商投资项目落地后,关心并做好对已落地的企业服务工作非常重要。主要是要及时掌握和帮助企业解决在建设、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发现合作双方出现矛盾的时候,要抓紧进行协调处理,避免事态扩展。我经常深入到基层调研,并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帮助解决问题。譬如日本万代株式会社在鼓山镇合资办福万玩具厂;在基建施工中,外商向我反映厂房地面施工质量不合要求,我立刻到现场查明情况,经证实后,立即找了施工单位把不合格部份推倒重来。

  这样一来,获得对方的赞赏和肯定。这个企业虽然投资者更迭,而规模越来越大。在原址已容纳不下,后来又在罗源进行新的厂房扩建。再如,在开放初期带头前来投资的朋友,像王克茹、严海、魏可英、唐庆霖等也先后向我们反映与中方合作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愉快的现象。我认为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些人觉得合作不下去而想撤资;或许在境外传播他们在福州投资环境是怎么的不好;那所起的负面作用,是我们用多少次对外宣传也难以挽回。所以,我每次得知出现这种情况,都亲自或派人进行调查核实。有的确属我方个人思想品质问题,就要求单位换人;有的是属于管理制度和观念问题,则要求双方坐下来进行协商,分清是非,求得思想上的共识;或是动员其以后再投资时,可以采取独资经营形式。只要这样做,获得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会继续扩大再投资,或许是另投新的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其次,我认为要搞好双方的合作,使三资企业健康发展,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我方配备合资企业领导干部的素质。对此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提请市政府在颁布的“鼓励外商投资补充规定”中,专门列上“受过培训的人员,才能担任三资企业的领导职务”条款。二是在市行政干校举办合资企业中方董事、经理培训班,由我亲自讲课。主要是解决好我方人员如何看待三资企业,如何在共事中学习境外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做到双盈。这也受到有关方面的欢迎和支持。

  再次,为外商投资了便利,在1996年年底,市委决定成立市对外经济贸易咨询服务公司,由齐学标同志任总经理。接受外商委托,为外商投资提供有偿或无偿服务。1997年末,要求有关外商投资需要审批的单位,派员集中在于山宾馆设立窗口,叫做“一楝楼”办公。因为各单位派出人员未经授权,试行过一段时间,当时发现并未充分发挥简化手续的作用。

做好规划引导外商投资方向

  为了使招商引资工作能够沿着更有利和适合于福州市的现有基础和经济发展需要,对利用外资、洽谈合作项目必须要有规划引导,尽量避免出现劳而无功现象。当时市计委有一个引进办公室。原来是为基层技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服务的,1986年2月引进办与外经贸委合署办公,把它转到统筹制订招商引资项目上来。当时招商引资,要向上立项报批,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叫做“可行性研究报告”。其实,我可以武断地说,那时候,所谓“可行性报告”大部份只不过是可批性报告;写者外行,审批者也外行。因为在那时候,我们许多人根本就不懂得土地、品牌和市场占有率的价值,都可以作为投资合作一方的无形资本的投入部分。

  为了扩大招商引资对外影响,1986年10月左右,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于1987年1月18日举办福州市外商投资洽谈会。会务的准备工作由我牵头,市府办公厅配合市外经贸委、引进办具体承办。关于推介引进项目,各部门提供资料,由引进办负责汇总编制成册。因为该材料要求中、英双语,所以由市华福公司派两名翻译萨本雄和张益元同志配合做译文工作。因为这是全省第一次召开的招商会,市委十分重视,虽然中间在接待要求上有过一些曲折,最后会议还是如期召开。

  开幕式在福州大戏院隆重举行,市委、市政府领导也都来了。会议还邀请了厦、漳、泉三个市的副市长参加。出席会议有来自日本、西德等和港澳17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近400人。大会由我主持,洪市长致欢迎词;晚上举行庆祝酒会。温泉大厦那边也安排有序,第四层以上房间安排来宾住宿;第三层住房作为洽谈室,分配给有项目的部门,区、县派员三天内常驻以便接谈。三天过程总算签订了一批项目协议和意向书,会中也没有发生大的失误事件。现在有不少同志把5、18作为福州市招商会的首创,其实,如果说创举的话, 1987年初召开的这一场1•18投资洽谈会,在福建省来说,应该尚无先例。

组建福州市外商投资企业联谊会

  到了1987年,我市的三资企业逐步增多。看到报上刊载北京第一家成立外商企业联谊会,鉴于本市外商投资企业也有这个要求,我立即考虑如何筹组问题。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联谊会应该由外商为主体组成,尽量不要办成官方的附属机构。要做到能反映海外投资者的意见和要求;真正起到政府与他们的桥梁作用。按照那时候的体制,成立群众组织不能没有主管单位,决定委托市工商联来筹办此事。因为它也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其主体是以原私营工商界人士组成。原来下属有一个个体协会(当时还没有私人企业),再加上一个外商投资企业组织,岂不更为全面。这个设想得到副省长陈斌藩的赞同。

  我找了市工商联邓炎辉主委和欧云远副主委,他们都乐意做这件事。经过一段的筹备工作,联谊会正式成立。由邓炎辉任理事长,福万玩具厂董事长山科直治任名誉理事长。副理事长除工商联副主委欧云远外,其他都是由外商担任。总干事由工商联秘书长杨剑明兼任。我决定我个人和政府机关干部都不在该会担任任何职务(包括顾问)。联谊会成立后,工作开展相当活跃,起到了联谊以及与政府沟通桥梁作用;受到了许多外商的赞扬。听说,1991年联谊会换届改选,扩大了理事会,有不少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加入并担任职务;同时把隶属关系回归到外经贸委来管。

从台货走私小额贸易到台商直接投资

  80年代初开始,沿海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当时长乐的金峰与晋江的石狮、浙江的温州,都成了走私台货的集散地而闻名全国。外地人到了福州,往往想到金峰转一转,带些小电器和纺织品回去。虽经屡经打击,均难以奏效。我接触走私问题,是从平潭县“雪峰山”号轮船走私案开始。1984年初,平潭县抓获了“雪峰山”号以后,未经海关查验,擅自将船只靠泊在海军码头进行卸货处理被举报。海关把这件事作为涉及地方政府走私严重案件看待。市委要我到平潭处理这件事。经过各方面了解查证,并与有关部门磋商达成共识;这条船运的是走私货,县里主要是抓走私而处理不当,有违规定程序,应从中吸取教训。最后以市政府名义,我代平潭县政府起草了一份向省政府的检讨报告,以了结此事。

  雪峰山事件之后,平潭县政府通过与海关配合,加强对走私的打击力度,同时设“平顺”“东甲”两个公司专营海关罚没台货,一时取得不菲利润;也为平潭县当时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一笔资金。中央决定设立对台小额贸易港口,将之纳入有序管理轨道。首先开放的是平潭东澳,然后逐步扩大到连江的晓澳、黄歧和马尾等地。通过实践,这些小额贸易大部份是些中药材、酒类等交易,对于台湾当局来说,仍认作是走私;而且大陆这边热门货像家用小电器、电子表等,一般不可能通过小额贸易来进行。所以,我认为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前途。将来实现真正“三通”,这种小额贸易更会走向萎缩。所以在这方面,没有给予太大的关注。

  在沿海台货走私盛行的时候,内地也在流行着机关、学校、各行各业办公司热。有的办劳动服务公司,有的转卖走私台货,十分纷乱。我一再告诫外经贸系统同志,千万注意,不要掉进这个陷阱。结果社会上许多单位因经营台货上当受骗,造成严重亏损;而外经贸单位则安然无恙。然而又有一件事情市委要我介入。那时段发生一起杜国桢台货欺诈走私案件,涉及面非常广;郊区政府、市经委、鼓楼区法院等单位都有人被卷了进去。市经委当时办的一家公司与“杜案”有牵连。浙江省某县来了一拨人找经委领导,说是因为经委下属公司找他们合作经营台货,结果血本无归;要求赔偿。天天找经委主任陈增柏同志的麻烦,还威胁要登报披露此事。市委领导人要我帮助调处,我只好出面约了对方商量。我明确指出,双方合作经营都是自愿,应该共担风险;这起案件经委所辖公司也是受害者。最后如何处理,要等待法院判决后再作处理。我也请了福建日报社徐鸣同志做工作,对方也感到再纠缠下去不会有结果只好回去。

  1986年台湾开始“解严”,让老兵可以回大陆探亲。一些胆子大的台商,也开始半公开地来大陆投资或做生意。这时候,有个相当轰动的新闻,就是台湾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黄阿原跑到大陆,在中央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这个人来到福建,据说,曾经在泉州做过电视机“进口贸易”,遇到了麻烦,后来转到福州,找了省委统战部;要在福州开一家经营服装的商店(据称他在安徽黄石有个服装加工厂)。地点设在安泰桥附近,取名“闽台行”。这企业实际上是他弟弟的丈人陈劝荣先生经营。关于开服装店的事,以为通过黄找了省委统战部就可以解决;所以在项目未获批准之前,就动手筹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未领执照开业属于不合法经营。按照当时的政策,外商投资在零售商业方面还没有对外开放。省统战部张克辉部长找到我,商讨尽快找个解决办法,以免到时候开不了业,弄成笑话。我反复考虑,外商投资这条路目前是走不通;换个思路,我们认知台胞不就是中国人吗?那就让市工商局发一张个体户经营证;暂且予以便通,先解决无营业执照问题。张克辉同志赞同这个权宜之计。“闽台行”如期剪彩开业。一时成为福州市年轻一代购买时装的好去处。当然,他们以后还是领到了外经贸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执照。

  随后台商来福州投资的日益增多。第一个应该是投资房地产项目先施大厦的陈信维先生。由于市对台办属党委系统,缺乏外经人才。我向市委建议,由外经贸委副主任林应枢同志,全力以赴配合对台办做好对台经贸工作。该同志接手这项工作后,帮助建立了台胞投资贸易咨询服务中心,有力地推动引进台资企业的进度和成功率。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方面也有所突破。他本人还受到不少台商的信任,在建立、管理助学教育基金方面长期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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